1955年3月17日凌晨，珠江口外。

    “澳门小姐”号客轮像一片枯叶，在漆黑的海面上颠簸起伏。八级阵风裹挟着南海初春的寒意，将船头犁开的白色浪花狠狠甩上三层甲板。林默涵靠在舷窗边的铁柱子上，左肩的伤口随着船体的每一次剧烈摇晃而阵阵抽痛，冷汗顺着他的鬓角滑落。

    他没有去甲板下的三等舱，而是花钱挤进了这间只有四个铺位的头等舱。这里空间狭小，但隔音相对较好，更重要的是，它能隔绝掉底层统舱里那些因晕船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呕吐声和**声。在这种噪音环境下，人的神经会变得迟钝，但也最容易暴露破绽。

    头等舱里除了他，还有另外三个人。靠窗铺位上躺着一个体型臃肿的南洋富商，此刻正死死抱着一个铜制痰盂，脸色发青。对面铺位是一对年轻的葡萄牙传教士夫妇，两人正紧紧依偎在一起，闭着眼睛低声祈祷，手中的十字架被捏得发白。

    林默涵闭着眼睛，看似在昏睡，实际上他的耳朵正像雷达一样捕捉着船舱外每一丝细微的动静。他现在的身份是澳门恒昌贸易的采购员“何志强”，一个常年奔波于港澳之间的小商人。这个身份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理所当然地带着疲惫和焦虑。

    “咚、咚。”

    轻微的叩门声响起。林默涵的眼睫微微颤动了一下。

    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大盖帽的船员，胸前的铭牌写着“水手长”。他手里拿着一个登记簿，操着蹩脚的广东话说道：“先生们，例行查房，请出示证件。”

    这在海上并不常见，尤其是这种半夜。林默涵心中警铃大作。魏正宏的手伸得这么长？连一艘澳门客轮都要拦截？

    胖富商吐完了，有气无力地从怀里掏出一本英国殖民地的护照。传教士夫妇也递上了葡萄牙的身份证和教会证明。轮到林默涵时，他不慌不忙地从西装内袋里抽出那本澳门身份证，连同几张澳门大丰银行的存款证明一起递了过去。

    水手长接过证件，没有立刻看，而是抬起头，用一种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默涵。那目光不像是在看证件，倒像是在看一个物品。

    “何先生，去澳门做生意？”水手长的粤语突然变得标准了许多，少了刚才那种刻意讨好的卑微。

    “是啊，去进点洋酒和罐头。”林默涵露出一个商人的圆滑笑容，顺手从床头摸出一包“美丽牌”香烟，抖出一支递过去，“兄弟，抽根烟？这风浪太大了，辛苦你们了。”

    水手长没有接烟，他的目光落在了林默涵的左肩上。虽然隔着西装，但刚才船体剧烈倾斜时，林默涵下意识护住左肩的动作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何先生，你肩膀怎么了？受伤了？”

    “别提了，”林默涵苦笑一声，撸起左臂的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一块淤青——那是昨晚在旅馆撞到柜角留下的，“刚才在走廊滑了一跤，磕着了。这船晃得厉害，兄弟你走路可得小心点。”

    水手长盯着那块淤青看了几秒，没有再追问。他低头翻看林默涵的证件。这本证件是阿婆给的，出自广州地下党最好的“匠人”之手，纸张的纹理、油墨的氧化程度都无可挑剔。

    “何先生在澳门哪里落脚？”水手长合上证件，却没有立刻还给他。

    “新马路那边的中央酒店，便宜又热闹。”林默涵对答如流。这是澳门最普通的落脚点，不会引起任何联想。

    水手长似乎没找到破绽，他将证件还给林默涵，嘴角扯出一个僵硬的笑：“何先生注意身体，快到澳门了，风浪更大。”

    说完，他转身走向门口。但在拉开门的一瞬间，他突然回头，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对了，何先生懂不懂葡语？最近澳门那边查得很严，有时候需要跟黑兵（葡警）打交道。”

    林默涵心里冷笑。这是一句试探。如果他真的是常年跑澳门的商人，不可能不懂几句日常的葡语。

    “只会几句‘谢谢’和‘多少钱’。”林默涵挠了挠头，露出一副粗鄙商人的窘迫样，“咱是粗人，学那洋文头疼。都是靠请翻译的。”

    水手长深深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瞬间，林默涵听到了门外传来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他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在冰凉的门板上。

    “……目标特征基本符合，左肩有伤，证件没问题，但口音太干净了，没有澳门本地人的土味……”

    “继续盯着，通知轮机舱，减速，拖时间。澳门那边已经布置好了，只要他上岸，就别想跑。”

    声音很轻，但足以让林默涵确认——这不是港英政府的警察，也不是普通的劫匪。这是专业的特务，是魏正宏安插在航线上的“钉子”。

    林默涵退回床边，靠在墙上，大脑飞速运转。澳门是一个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半岛，一旦上岸，在那种狭窄的街道和密集的人口中，特务的围堵将无死角。他必须改变策略。

    他低头看了看手表，凌晨四点二十分。距离抵达澳门外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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