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秋，台北的夜空被连绵的秋雨笼罩，空气中透着一股湿冷的寒意。

    林默涵坐在仁爱路寓所二楼的书房里，窗外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桌上摊着一份高雄港的贸易报表，但他已经盯了十分钟，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他的手心里攥着一封信。

    信封是米黄色的土纸，边缘有些磨损，盖着香港中转站的邮戳，日期是三天前。信纸上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着几行简短的家常话——妻子林淑仪的笔迹他再熟悉不过。

    “默涵吾夫：见字如面。家中一切安好，母亲身体尚可，只是时常念叨你。晓棠已入小学，成绩优异，尤喜图画课，昨日画了一只燕子，问我为何海上的燕子飞不高。我答她，是因为风太大。她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无言以对，只说等风停了就回来。中秋将至，家中备了月饼，少了你一人，总觉不完整。望在外珍重身体，勿念家中。淑仪叩首。“

    信纸的末尾，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两条羊角辫，穿着碎花棉袄，对着镜头笑得露出两颗缺了门牙的牙齿。照片背面是林淑仪的字迹：“晓棠六岁生日留念，问爸爸何时回家。“

    林默涵的拇指轻轻摩挲着照片上女儿的脸庞，指腹感受着纸张粗糙的纹理。六岁了。他离开家的时候，晓棠才三岁，扎着歪歪扭扭的小辫子，哭着拽着他的衣角不肯放手。如今那个小丫头已经入了小学，会画画了，还会问“海上的燕子为什么飞不高“这样的问题。

    他闭上眼睛，将照片贴在胸口。

    窗外一声闷雷滚过，雨下得更大了。

    书桌上的台灯发出昏黄的光，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拉得又长又孤单。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离开上海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的秋雨，也是这样一盏昏黄的灯。组织部的老张把“沈墨“的身份文件交到他手里时，只说了一句话：“默涵同志，这不是一趟能回来的船。“

    他当时点了点头，没有回头。

    因为他知道，一旦回头，他就走不了了。

    “爸爸打完这场仗就回家。“

    他在心里默念着这句话，嘴唇微微颤动。这是他在每一次发报前都会对自己说的话，像是一句咒语，支撑着他在这座孤岛上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

    但今天，这句话念出口时，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楼下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林默涵迅速将照片塞进衬衫内侧的口袋，把信纸折好放进抽屉。他抬头时，陈明月已经端着一杯热茶站在了书房门口。

    “先生，您又熬夜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

    “睡不着。“林默涵接过茶杯，热气氤氲而上，模糊了他的眉眼，“外面雨大，你也早点休息。“

    陈明月没有走。她站在门口，目光落在他刚刚合上的抽屉上——那个抽屉的锁孔有些松动，她知道里面放着什么。

    “今天收到的信，是家里的？“她问。

    林默涵沉默了一瞬，然后点了点头。

    “女儿又长大了吧。“

    “嗯。六岁了。“

    陈明月走近几步，在他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棉布旗袍，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发髻上插着那支铜簪——里面藏着上周从基隆港获得的军舰补给清单。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左腿的旧伤在阴雨天总是隐隐作痛。

    “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她忽然说，“画得不好，但老师总夸我有天赋。有一次我画了一只蝴蝶，我娘把它贴在灶台边上，看了好几年。“

    林默涵看着她，没有说话。

    “后来我娘去世了，灶台拆了，那张画也就没了。“陈明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她还活着，看到我现在做的事，会不会骂我。“

    “不会。“林默涵的声音很笃定，“她会为你骄傲。“

    陈明月抬起头，眼眶微微发红，但很快被她用指尖揉散了。

    “先生，您有没有想过……“她犹豫了一下，“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家了，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林默涵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滚烫的茶水顺着喉咙流下去，驱散了胸腔里那股莫名的酸涩。

    “我想带晓棠去看海。“他说，“不是台湾的海。是厦门的海。她画的那只燕子飞不高的海。“

    陈明月点了点头，站起身来。

    “那您早点休息。明天苏老板约了您下午三点在咖啡馆见面，别忘了。“

    “记得。“

    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担忧、心疼、还有某种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情感。但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带上了门。

    林默涵独自坐在书房里，听着楼梯上传来她渐远的脚步声，然后是一片寂静。

    他重新打开抽屉，取出那封信，就着台灯的光，开始逐字逐句地审视。

    信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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