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看，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像一条抽了筋的鱼。“怕。怎么不怕？我怕得要死。可我现在更怕另一件事。”

    “什么事？”

    “我怕我再不说，就来不及了。”韦伯仁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买家峻面前，“您看看这个。”

    买家峻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会议记录，手写的，字迹潦草，但关键信息清清楚楚。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讨论事项，每一条都记得明明白白。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把买家峻调出沪杭新城。

    “这是上周三晚上，在解宝华家里的聚会。”韦伯仁说，“参会的一共六个人。解宝华、解迎宾、两个开发商，还有组织部的两个处长。他们商量好了，下个月市委班子调整的时候，联名推荐您去省里的一个调研岗位。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是架空。等您一走，安置房的调查就会不了了之。”

    买家峻把会议记录一页一页看完。看得很慢，一个字都没漏。看完之后，他把纸放回信封里，压在茶杯底下。

    “你为什么记这个？”他问韦伯仁。

    韦伯仁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买家峻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这个。他以为对方会问解宝华的事，会问那两个处长是谁，会问他们的计划细节。可买家峻问的是——“你为什么记这个？”

    这就是买家峻。他从来不问别人准备回答的问题。

    韦伯仁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茶杯。杯子里的茶叶已经完全泡开了，沉在杯底，一动不动。“我给自己留个退路。”他说，“我在解宝华身边干了八年，他的事我知道得太多了。以前我总觉得，知道得多是好事，是领导的信任。可这半年我看明白了，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

    “你怕他灭口？”

    “他倒不至于动我。”韦伯仁抬起头，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种东西，买家峻看出来了——那是悔，“他不用动我。他只要把我从市委调出去，放到哪个清水衙门，我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今年四十七了，在副处的位置上卡了六年。再不动，就真动不了了。我不是怕他弄死我，我是怕他让我活着，却什么都不是。”

    买家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还是烫的，烫得舌尖发麻，可他没有皱眉头。他慢慢咽下去，把杯子放回桌上，杯底和桌面碰出的声音，比刚才重了一点。

    “韦伯仁，”他叫了对方的名字，不是“韦主任”，不是“伯仁同志”，就是“韦伯仁”，“你今天把这东西给我，是准备好站队了？”

    韦伯仁没有马上回答。他转头看着窗外。江面上有一艘运沙船慢慢驶过，船灯在夜色里拖出一道浑浊的光。船走得那么慢，好像随时会停下来，沉到水里去。

    “买主任，我没资格站队。”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哑了很多，“我这种人，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可这些年，我也有底线。安置房那件事，民工的血汗钱，老百姓的安身之处，他们动到这个份上——我再不吭声，就不是人了。”

    买家峻看着他。韦伯仁的眼圈有点红，但他忍住了。四十七岁的男人，在茶馆里掉眼泪，确实不好看。可他忍住了，反而让人更难受。

    “这个信封，”买家峻拍了拍桌上的牛皮纸，“你留着自己收好。里面的内容我知道了，但这东西一旦落到纸面上，就是你的催命符。解宝华干了这么多年，他在沪杭的根基，不是一份会议记录能扳倒的。”

    韦伯仁愣住了：“您不要？”

    “我不要。”买家峻站起来，拿起了挂在椅背上的外套，“我要的是更实在的东西。安置房的资金流向，解迎宾和杨树鹏的账目往来，地下组织的据点分布——这些，你能拿到吗？”

    韦伯仁沉默了很久。茶壶里的水烧干了，底座的酒精灯还在烧，铁壶被烧得微微发红，空气里多了一股焦糊味。他伸手把灯灭了，然后抬起头，看着买家峻，点了点头。

    “能。”他说，“但要时间。而且，我不能保证全身而退。”

    买家峻把外套搭在手臂上，走到门口，停住了。他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句话。

    “韦伯仁，你记住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全身而退。你选了这条路，就已经退不了了。唯一能选的，是往前走的时候，带着谁一起走。”

    门开了一扇，江风吹进来，吹得桌上的茶具轻轻作响。韦伯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风吹旧了的石像。

    买家峻走出茶楼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匿名短信，上面只有四个字：“小心车祸。”

    他看完，把短信删了。然后把手机揣进裤兜，沿着青石板路往停车场走。夜已经很深了，老街空无一人，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头顶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光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不规则的圈。

    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不着急，而是因为慢下来才能听见周围的声音——身后的脚步声，拐角处的呼吸，车里的黑影。那场“车祸”之后，他学会了用耳朵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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