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的话告诉他：实在不行就回来。可是他爹不知道的是，有些人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有些事情，一旦开始了，就只能走到黑。

    城东棚户区的路很烂。雨水把那些坑坑洼洼填满了，车轮碾过去，泥水溅上半截车身。买家峻把车停在一个巷口，撑着伞走进去。巷子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煤炉和油烟的气息。几只野猫蹲在屋檐下避雨，警惕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刘永年的门牌号码是他从常军仁那里问来的，但找到那扇门还是费了些功夫。那是巷子最深处的一间平房，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褐色的木板。门口堆着几摞废纸箱和塑料瓶，被雨水淋得软塌塌的。

    买家峻敲了门。

    很久，久到他以为里面没人，才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谁？”

    “刘永年同志吗？我叫买家峻。”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是常军仁让我来的。”

    门里沉默了。然后买家峻听到了拐杖拄地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慢。门开了，一个五十出头的***在门框里，右手撑着拐杖，左腿的裤管空荡荡的，在膝盖的位置用一根布条扎了一个结。

    刘永年比买家峻想象的要老得多。五十出头的年纪，看上去像六十好几。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一双眼睛浑浊而疲惫，但在浑浊的深处，还残留着一点什么——像是一块已经烧成灰烬的木炭里，还藏着一粒没有完全熄灭的火星。

    “买书记。”刘永年叫了一声，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认识我？”买家峻有些意外。

    “电视上见过。”刘永年拄着拐杖往后退了一步，让出一个身位，“进来坐吧。屋里小，别嫌弃。”

    买家峻收起伞，走进屋里。屋子确实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老旧的衣柜，就没有别的家具了。墙角堆着几摞书，都是些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方面的专业书，书脊上的字已经褪色，看得出来被翻阅过很多次。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的照片，应该是刘永年的前妻和儿子。

    买家峻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刘永年给他倒了一杯水，杯子是搪瓷的，磕掉了几块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铁锈。买家峻接过杯子，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感受着那一点点微弱的温度。

    “我来看你，是想问你一件事。”买家峻开门见山。他知道跟这样的人说话不需要绕弯子。绕弯子是官场上的规矩，但刘永年已经被官场踢出来了，再跟他玩那一套，是对他的不尊重。

    刘永年拄着拐杖在床沿上坐下，把那条空荡荡的裤管捋平整，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买家峻。那一瞬间，买家峻在他眼底看到了那粒火星闪了一下。

    “你是想问解迎宾的事。”刘永年说。

    买家峻点头。

    刘永年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声填满了整个屋子，又冷又潮。他伸手从桌上拿过那个相框，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灰。

    “那年我查到他名下有块地的出让金比市场价低了将近一半，就卡住了审批。他亲自来找我，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先是笑着跟我称兄道弟，说要请我吃饭。我不吃这一套，他就变了脸，说有些人敬酒不吃吃罚酒。第二天，我的顶头上司找我谈话，让我别管那块地的事。我没听。第三天，那份审批表上凭空多了一个签名——我的签名。伪造的。我去找纪检，纪检说让我先回去，他们会查。查了三个月，没消息。我又去找，他们说我诬告领导，要处分我。后来就是你听到的那个结局了。”

    他的语气从头到尾都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买家峻注意到，他攥着相框的手指关节已经发白了。

    “你后悔吗？”买家峻问。

    刘永年转过头来看他。那一粒火星忽然烧了起来，把他整张脸都照亮了几分。

    “后悔？”他笑了一声，笑声里没有苦涩，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骄傲，“我后悔的是，当时没有把证据多复印几份，存在不同的地方。我后悔的是，太相信组织程序，没有直接去找记者。我后悔的事情很多，但我不后悔在那个审批表上没签字。买书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刘永年看着相框里的那个男孩，目光忽然变得很软，“出事那年他十三岁。我出院回家，他看着我那条空裤管，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不信，哭了一晚上。后来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爸，我们老师今天讲了‘正直’这个词，老师说正直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跟老师说，我爸就是个正直的人，他已经付过代价了。”

    买家峻的手微微抖了一下。杯子里的水荡出来几滴，落在他的裤子上，他没有去擦。

    “你说得对。”买家峻站起身，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杯沿的铁锈味很重，但他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正直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来找你，是因为-我-想-要-你再付一次代价。”

    刘永年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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