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市场、洽谈技术转化之类的事务，本应由校方设立的专业产业集团以及技术转移中心负责处理才对。然而，看看咱们学校那个号称 “产业集团” 的机构吧，服务能力不足、专业度欠缺，推动成果落地的效率不高。他们更多是在督促我们尽快产出科研成果、完成各项任务，到头来，所有的重担不还是统统压在了我们这些奋战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肩上吗？

    小王：我跟身边几个同事都聊过，现在大家都在琢磨 “破局之路”，有人说，实在不行，就自己注册个公司，把自己的专利卖给自己的公司，走个流程，凑个数；还有人说，同事之间相互注册公司，互相买专利，反正只要能完成指标，不被降岗降薪就行。鹿老师，您干了四十年科技管理，您说说，我们这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

    看到小王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这种无奈应付的处境，我太清楚了。前些年优化评价导向，就有不少教师为了完成经费指标，违规走账，用个人收入凑经费到账额，看似完成了任务，实则得不偿失。现在成果转化指标一来，这类不当操作恐怕又要卷土重来。

    我敲了敲键盘，缓缓回复：“小王，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也特别能共情。我干了四十年科技管理，见过太多这样的无奈。十几年前，科研评价聚焦发明专利数量，那时候高校政策对专利申请极为友好，申请费用全额报销，授权后还有高额奖励，部分院校甚至凭几项发明专利就能直接破格晋升职称。”

    那么最终的结局究竟如何呢？事实证明，由于专利申请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导致涌现出一大批毫无转化潜力和实用场景的所谓 “劣质专利”。这些专利不仅白白耗费了宝贵的科研资源，还让广大教师们疲于应对各种繁琐事务，分散了他们原本应该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时间与精力。坦率地说，这些所谓的专利实际上只是一种用来敷衍考核要求的手段罢了，它们被尘封在抽屉角落里无人问津，简直就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废纸！如今政策导向发生转变，从过去单纯追求专利数量转而更注重其实际转化率，并着重强调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投入到实际生产生活之中并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得不说，这样的调整无疑是正确之举，它顺应了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可以有效遏制那种纯粹为了获取专利证书而搞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肯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政策导向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否得当。公办高校的发展规划、资源配置、考核评价，始终围绕上级部署展开，经费拨付、项目审批、评优评级，都在统一体系内规范运行。

    我：评价导向稍有调整，从学校层面到学院、教研室，往往会快速出台配套方案推进落实，若执行不够精细，压力就会集中落在一线教师身上。这也是当前大家倍感压力的原因。就像这次的成果转化指标，初衷是好的，可一旦被纳入双一流建设核心评价内容，高校为了落实工作，容易将任务分解细化，若不分学科、不分研究方向简单推进，就会让基础研究、人文社科教师也承受不必要的负担。

    我的话刚发出去，群里安静了一会儿，紧接着，更多的人开始发言，有认同的，有补充的，也有提出不同看法的。

    老赵（某双一流高校理科教授，深耕基础研究）：@鹿鸣 老鹿，你说得太对了！我搞了一辈子基础物理研究，研究的都是一些前沿理论，这些理论的转化，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短期内根本不可能看到经济效益，更别说转化金额了。可现在，学校要我们短期内完成转化指标，这不是违背学术规律吗？

    老赵：我记得前些年破除 “五唯”，初衷是纠偏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唯资历的畸形评价，回归学术本质与育人初心。那时候，我们都以为，终于可以沉下心来做学问了，不用再为了论文数量、奖项头衔而焦虑。可结果呢，部分高校在执行中出现偏差，评价体系更侧重项目、经费与人才称号，只是把原有评价权重调整，又带来了新的压力。

    老赵：未优化评价之前，我们这些普通青年，即便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只要沉下心做研究、写论文，靠实打实的学术产出，尚能完成基本聘期考核，守住岗位底线。可之后规则调整，仅有论文远远不够，经费到账额、项目级别、人才称号，成了核心评价内容。没有国家级项目、没有横向经费，即便学术成果再扎实，也可能面临考核压力、岗位调整等情况。

    老赵：现在又来一个成果转化指标，对于我们这些深耕基础研究、不擅长市场对接的普通教师而言，无疑又多了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要么违规应付，要么放弃科研迎合指标，我们的学术初心，一次又一次被挤压，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老陈（某高校科技管理处工作人员，跟我是同行）：@鹿鸣 @老赵 各位老师，我来说句公道话。作为科技管理工作人员，我也知道大家的难处。我们每天都在跟各项工作要求打交道，上级部署工作任务，学校落实到学院，学院细化到教师，我们夹在中间，也在努力平衡各方需求。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