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主题内容，与我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差不多，但是，有二个细节让我这个班主任，得忙一会儿了。

    我们学校所有的课桌椅更新换代，新的已经在运来了，一个一个班以新换旧，换下来的旧桌椅，分给老师。我的房间也多了两张桌子与椅子了。

    还有是我们每个班有一笔钱，大约一人有五元，是伙食费里多余的。发给各班当班费与特困生补助费。因为我们班有六十人，分到了300元的“巨款”。文艺班的学生，困难户很少，开班会调查，也就几个同学需要补助。我与班委会一起讨论决定：发给家庭贫困生补助费，最多的一个是五十元，还有两个三十。然后，我提出建议：在本学期结束时，我们班用这笔钱评奖学金，可以更好地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一等奖三个，20元一个，二等奖六个，10元一个，三等奖八个，5元一个。多余的作为班费。我报上去后，学校批准了。可是，不少人对我说：你这是作茧自缚，会惹不少麻烦的。

    我还是那一根筋的脑子，没有想出来会有什么麻烦。兴高采烈地在班里宣布了。

    我与蔡依旧两三周会见面一次，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国庆节前夕，我们约定好了，假期一起去仰山库前。我这是想带个“准女婿”去，让石队长看看。

    而蔡对我说，是否可以顺便购买一些铺板，因为结婚需要家具，

    那时的上海已经在流行，结婚要有“三十六只脚”，即：大衣橱，五斗橱，大床，两只床头柜，八仙桌，这是二十四只脚，还有高低柜，梳妆台，书橱。当然条件好的，还要什么“两圆两转两响” 就是自行车，大喇叭录放机等。

    我一样也不懂，连一个欲望也没有。但是购买铺板我会，这个“会”就是拿出钱来，其余的要石队长帮忙，要凌萍帮忙。

    我与蔡两个人凑了一百元钱，他哥哥也给了他一百元，我们去了奉新。

    先找凌萍，她看到我与蔡一起去的，好高兴哦，一连声地说，这个忙我一定帮。我们给她留了两条烟，“路路通”，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仰山库前，石队长早就笑呵呵地等着了。我们住在他家，我睡在客房，蔡与石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呢。

    这次又是那么巧，只有石队长与光桃在家，和他们家新添的一个才几个月的“接班人”，叫“坚纳德”。承业不在家，是去开会了。两个大点的孩子，送去了光桃的娘家。

    石队长帮我通知了许多人，我还未到，铺板已经到了。他们看到蔡都议论纷纷，说我一定不会再回来库前了，连男人都已经说好了。对他们的发问我笑而不答。

    两个晚上，石队长告诉了我许多事情，印象最深的就是，库前的知青都走了，没有上调的也是去了公社农林场。与彭家大女德香结婚的杨英，他们虽然一起去了工厂，但是，队里在分田林到户时，还给他们分了一座山呢！

    我听了好妒忌呢，说：“如果我回来了仰山，不也有一座山？”

    石队长笑眯了眼：“那一定会有。”

    “我后悔没有回来了，”我也笑着打趣，“有一座山多好，我就把山取名为‘建华’山，我也再不是无产阶级了，我会天天坐在竹林里看书，多罗曼蒂克呀！等以后死了，就葬在山上……”

    还没等我说完，蔡就赶紧把我打住：“不要瞎说，你有时间来打理山林吗？”

    “隔壁小翠她好吗？经常回来吗？”我赶快换一个问题。

    “她有了两个孩子了，没有时间回来……”石队长有点吞吞吐吐，好像不想说什么，我也难再打听下去。小翠的事，总是我的一个遗憾。

    我留给石队长五十元，石队长又一次给了我一副铺板，还有一捆方木。

    等车子来了，石队长送我们出来。大家心事复杂，或许……不知道……还有可能再见吗？所有的人都沉默着，我的眼睛湿湿的。

    回到高安，蔡跟着车去了他哥哥的农修厂，说是把铺板放在他哥那儿，而且，他哥这次给了他一百元，铺板要分一半给他哥。

    我知道他是把兄弟之情放在自己之上的人。反正这些铺板足够做成“三十六只脚”，平均一家“十八只脚”，对于我来说，还是可以的。在钱财方面，我是多少也不在乎的傻人。

    庄之梦老师走了。我的作曲创意不那么开阔，受到音乐知识少得可怜的限制，对自己的谱曲，怎么也觉得不好。于是，我想出来了一个不用音乐，也不用台词的独幕活报剧：“巧妙脱逃”，借用了前苏联来我国演出过的哑剧“警察与小偷”中的剧情与构思。

    大幕拉开，台上有一个修鞋小皮匠，背着一个大箱子，来到台前。台后有几个年轻大学生在刷标语，“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dadao日本鬼子！”，“中国人民万岁！”小皮匠看看他们，点点头，然后在舞台一边坐在箱子上，左右看看，又拿出一只皮鞋敲敲。后面的大学生走进幕后。

    从另一侧出来一个胖胖的警察。他看见小皮匠就走过去，脱下一只鞋子，要他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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