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都上台了，因为有许多同学的二胡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练习里走了出来，可以挤在一起齐奏民乐《紫竹调》了，很体现文艺班的教学成果。

    我还记得，一个十六人的群舞《歌唱祖国》，八男八女，跳出了激情。跳得满头大汗的林苗，对我笑得那么灿烂。而美丽得像朵花的小芳对我说了一句：“姐，谢谢你。”我忍不住又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感受着双方的心跳。

    总算，我们班最后一个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对自己轻松地说一声，“这两年我没有白来。”

    同学们中也有另一位“某某人”说了一句真心话：“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忍辱负重。”，

    他就是赵侠。

    在那天晚上，我们班的同学们像以往一样的兴奋。可是。第二天眼睛一睁，就看见有很多人在打铺盖。他们消息灵通，比学校的通知更快，说是接下来，所有七七届毕业生得全部回各自县城去实习，三周左右后，分配通知会送达各县。

    还有小道消息在说，学校送到地区去审批的三名留校人员，只批了两名。而工矿名额只有申请人数的一半还不到，看来最后的“鏖战”马上要打响了，学校怕引起更大的波涛，就用这个方式疏散了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所有毕业生。

    我们一个上午拍毕业照，学校请了县照相馆的专业师傅来拍的。五个毕业班，闹哄哄地挤在篮球场上，多像我们宿舍前那几棵大树上，每天清晨会叽叽喳喳的小鸟呀，但是，一会儿“小鸟们”就要“大事临头各自飞了！”

    同学们心里的留恋都还没来得及翻涌出来，就已经被一片“再见”声淹没……声音里面夹杂着复杂的情绪，不知道是分别的痛苦，还是分配的焦虑……

    凌萍与我说了一声，她有车子来接，不能等下午开欢送大会，拍好照就走。

    我们那个大房间里的同学们一忽弄走了一半。

    我与维琪还有高安本县的几个同学还在。好像男同学们更少，心不在焉的邹班谷班，不得已留在学校，其他班也只有三三两两的还在，就是为了当好最后的欢送大会的代表。

    那天晚上，想不到廖校长来我们寝室了。

    廖校长是个非常典型的文雅书生，他的性格温敦厚重。平时，他不太到女生宿舍或教室里来的，但我们都认识他，是学校的第***，他的每一次发言都让我们很关注，因为他思路清晰，说话没有官腔很重的那几句“咏叹调”，教学方面也很内行，所以大家都爱听。尤其是他做人行事非常正，在领导圈里说话算数，老师群里威信很高。尤其他的爱人是柯医生，所以一看到他，同学们就会陪感亲切。

    我们剩下的几个女生搬小凳子，与他一起坐在寝室前的大阳台上。

    “你们要毕业了，给学校留几句话吧。”他是这么开头的。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许多好话，他一直微笑着，听着。

    我说：“高安师范给我锻炼的机会是最多的，我很感谢。”

    他眼里含着温和与亲切的鼓励，很留意地在倾听我说话，并又问了一句：“你对学校的教学工作有什么建议？”

    这把我问住了，这是办学理念，我心里空空的，哪里有合适的东西掏出来？不过，我情急之下倒也想出来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学校边教学边组织实践是很好的。我们一毕业就可以直接上讲台了。”

    “你可以，你本来就是老师。”廖校长原来对我非常了解呢，“而且，汪建华的名气不仅校内知道，校外也知道了。”

    我被他这么一说脸都红了，“我，我是因为这个名字太普遍了，一叫就会有几百个人应答呢。我们学校就有三个建华，七五届有个唱歌的建华，七八届有个跳舞的建华。”

    “是哦，可她们都不及七七届的建华，你要留校了。”

    这可是学校最高级别的人告诉我，“要留校”了呢。然而我心里还是没有信心，就对着廖校长说：“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唔，是的，你要两手准备。”

    我是第二天中午走的。两只箱子放在学校指定的房间里，随身带的还是两只大旅行袋。

    “我来送送你。”维琪马上接过我的一只袋子，我们一起走出了寝室，走出了校门……心里五味杂陈，脚步迈得很沉，一步步都踩在那份深深的不舍里。

    到了车站，很快做好了买票寄行李的事，趁着还有半小时才开车，我们就在车门边依依不舍地交谈起来。

    她说：“那个画家罗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画画的。”

    “我们都猜到了。”

    “他姓王，今年年初，罗老师去上海学习交流美术绘画，到了我家，看到我爸也喜欢画，他们相谈甚欢，于是，罗老师就想到了把也是爱好画画的小王介绍给我。”

    维琪急性子，一口气全告诉了我：“王家的父亲是北方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部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随部队一直南下，转业到了高安，没有继续跟着部队打下去，成了高安县统战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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