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

    没错，熙丰五年。

    那一年，中枢颁布了两道具有长远影响的政令一推行种植棉花，以及半免费教育。

    不过，或许是时运不济的缘故。

    自此以後，天下政令都在以「稳」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新政政令，却是再也未曾颁下。

    其中，熙丰六年主要是涉及到了大一统。

    大军北上，两国对垒，以大局为重，一切都得为大一统让步。

    自然，熙丰六年没有新政。

    就算是偶尔有一些特殊的政令，也仅仅是小型政令，都是在以往政令的基础上予以修正，而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政令。

    熙丰七年，理论上是有机会推行新政的。

    然而，不巧的在於，先帝龙体有恙。

    为了托付江山，大相公主动自贬致仕，变法的唯一核心没了！

    往後，便是连着一年半左右的自贬，以及先帝的一干葬仪。

    如此一来，也就到了熙丰九年。

    甚至，就连熙丰九年都已过半。

    粗略一算，上一次推行新政，俨然已有整整四年。

    四年了！

    终於有新政了。

    文书传下，五位内阁大学士，皆是一脸的严肃，郑重传阅。

    文书为江昭手书，并不算长。

    其核心政令，就集中於一点—一土地改革。

    准确的说，主要是为了以政令的方式，缓解土地兼并的若干重大问题。

    土地兼并！

    本质上，其实就是地主、豪强通过强占、巧取等手段，将自耕农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不过，这种状况，对於一个正常国家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农民没了田，无非两条路：

    沦为流民，亦或是沦为佃户。

    而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沦为流民，也就等於是没了生路，唯有造反，亦或是自生自灭。

    沦为佃户，可能开头的一两年还好。

    但，地主是贪婪的，大都会一点一点的拔高租金。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地主，根本就不知道「竭泽而渔」的道理。

    亦或是，这些地主根本就没将佃户也视作为「人」。

    反正，他们会将租金拔得很高。

    偶尔一些狠一点的，甚至能达到一年产粮的七成左右。

    为了租田，交给地主七成，还得上交官府。

    百姓手中，又何来的粮食？

    要是一不小心有了点小天灾，那可就被逼到了绝路。

    没了生路，怎麽办？

    造反！

    无论是流民，亦或是佃户，最终都只有一条路—造反！

    这样的做法，注定不利於社稷安宁，江山稳固。

    这，其实也就是封建王朝亡国灭种的核心缘由之一。

    古往今来，不乏能人志士，也都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为此，以往的时代，但凡涉及与土地兼并相关的事宜，朝廷都会予以禁止。

    或为限田制，或为均田制，或为王田制。

    秦、汉、晋、隋、唐，皆是如此。

    唯有大周是例外！

    自秦汉以来，已有千余年。

    大周，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禁止土地兼并的王朝！

    自太祖皇帝始，朝廷就有共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为自然规律，仅通过核定田产、规范赋税以维持统治，朝廷并不插手有关之事。

    也即，偏向於自由买卖。

    从理论上讲，权贵能买田，百姓自然也能买田，并藉此跨越阶级。

    嗯只能说，有点过於理想。

    在客观公正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的确是自然规律。

    但问题在於，这是封建时代。

    抢占、压迫、黑恶势力，可谓屡见不鲜。

    平民百姓，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翻身，实在是太过艰难。

    反之，逆天改命的机会低，佃户自然是没有任何兼并土地的机会。

    所谓的「不禁止土地兼并」政策，自然也就成了权贵阶级的东西。

    这也就使得，大周几乎是完全放弃了对土地兼并的行政干预。

    而结果就是，兼并集中之盛，远超前代，胜过往昔。

    一样是王朝中期。

    西汉年间，土地兼并率大致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东汉年间，土地兼并率大致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晋、隋、唐年间，也基本上维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下。

    大周不一样。

    名义上，大周的土地兼并率，仅仅是百分之三十几。

    但，清丈土地，让中枢得到了真实的与兼并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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