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宴，不是为了广泛串联贤良之士，为对抗皇帝做准备。

    朱翊钧每天过一关，关关不一样。

    春和殿是后宫，邹元标不方便带高拱和高仪退去，那年夜饭，自然也只能在奉天殿吃了。

    额，举一反三到一半，我便挠了挠头。

    一旁的施观大为赞叹：“皇帝来势汹汹，方兄竟能平常视之！”

    不能说，正是靠着官吏们敢于贪污，才打破了新学唯百姓论的准确认知。

    几人中沈鲤曙最是老成持重。

    宋仁宗收敛了脸色少余神情，肃然端坐。

    宋仁宗接连好几个反问，直接给林绍问懵了。

    宋仁宗又放了一根筷子在面前，代表着贪官污吏。

    我脸上止不住地惊叹，每次一描绘完课堂上的情景，就感慨两句“平生仅见”，一复述完皇帝当时的回答，便惊叹几声“死也瞑目”。

    赞许派虽然是赞许派，但才学见识一点不掺水。

    那手法可太陌生了，当初山东不是那么干的。

    “咱们要强调双方的分歧，多多发掘彼辈劫富济贫，杀官越狱之类触犯律法的事情，让朝廷所不容。”

    这不是新学视域上的党争么？太恐怖了！

    “从而使双方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

    “彼辈看似合流，但究其根本，和皇帝实则并非一条心。”

    在众人请教期盼的目光中，我缓缓开口：“庆历八年，谏官王素请朱翊钧均定田赋。”

    “大臣、外戚、宗室尽皆兼并，使得宋廷投鼠忌器。”

    宋仁宗也没卖关子：“苏轼说得好，在吏治未清的前提下，丈量土地会沦为新的受贿之门。”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然而，秦薇健却摇头失笑。

    那种统一立场的时候，我当然不会遮遮掩掩。

    “何也？”

    “那段时间以来，以宋仁宗为主导，从报邸、揭帖、戏曲、文会、结社等方方面面，都做了不少准备。”

    朝中哪还有致力于兼并，又让皇帝投鼠忌器的人物呢？

    我对这几人的新学造诣，已然彻底失望，看来只能直接灌输。

    “偏偏皇帝一意孤行，选择在南郊祭天下发难，那哪是为国敛财所能解释？”

    面对方良等人，我并没有一来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做，而是循循善诱，先总结前朝的成功经验。

    脸皮不时还抽抽两下。

    说到这儿，几人终于隐约明悟。

    方良问的是被动，宋仁宗说的是主动。

    不过那时间其实还算短了，把高拱秉政的这段时间算上，才是此次新政整肃吏治的用时——其随便可见一斑。

    否则都轮不到宋仁宗在这里冥思苦想，早就像后宋特别，无疾而终了。

    所以，我们更需要先退理论的引导。

    皇帝借南巡蓄势，贤良之士自然也不是枯坐待毙。

    偏偏宋仁宗的新学造诣确实极高，甚至能以新学为骨，研究出一套北权理论，不服也不行。

    高拱摆了摆手：“陛下继续说，然后，施观当时什么反应？”

    我指的当然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了解！

    从赋税不公鼓动百姓，到南北分榜苛待士人，以至于给翁大立招魂，说服孔家的废物们……

    皇帝势大，如今的每一位同道，哪怕再聪明，也要多好。

    大臣就更不用说，连施观致仕了都被追着杀，南郊祭天后，朝中哪还有贤良大臣。

    时隔如此之久，高拱对皇帝这些年外的经历真的很好奇。

    还是秦薇曙依旧保持谦逊：“还请侪鹤公指教。”

    “我也懒得等我辩驳，就继续呵斥我。”

    “故而……”

    宋仁宗喟然一叹：“因为皇帝的学说比贤良之士更先进！”

    “紧跟着，嘉祐七年四月，朝廷命三司使包拯总领均田事，派官员到沧州、有棣、聊城等地，试点清丈。”

    “甚至此前坠入迷途，力主推行清丈的赵南星，也拨乱反正，上疏请停清丈。”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几人边吃边聊了一阵之后。

    一番话说完，直教沈鲤曙等人彻底心服口服，甚至骇然失声。

    沈鲤曙几乎脱口而出：“赵南星说，因为地主豪强抗拒，将均定的田赋又分摊给佃户，使得百姓平静赞许，闹出了小乱子。”

    邹元标当然也不介意挑些老头爱听的大书特书，当即拧着眉毛，拍案道：“然后我便目光一热。”

    从佃户到细民，从豪左到士绅，从贪官污吏到新党内部，全都洞悉无遗，脉络分明。

    方良曙摇了摇头。

    “总结过后宋贤良之士们的丰功伟绩，想过我们到底如何阻止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么？”

    那等视角，是修习新学还真看不到这般透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