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引用了当地的渔者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从此，猿与三峡，特别是巫峡，形成了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描述三峡的古诗中，像李白、杜甫、李端、陆游等大家，都写到了猿声而没有提到神女，仙气与鬼气揉成的李贺，虽然在《巫山高》一诗中将神女与老猿并提，那意思，分明也是远瑶姬而近猿语。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恒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断。”我想，古诗人以猿写峡，大概都是受了这则故事的影响。须知忧伤与悲辛，像虐疾一样，是可以传染的。捕得猿子的军爷们，大概想把这小机灵带进天府，卖给耍猴戏的人，换几壶酒钱。殊不知因此而使母猿肠皆寸断。军爷们因此忏悔否，不得而知。不过，最富同情心理的历代诗人们，一入三峡，乍听猿声，体验那只母猿肝肠寸断的创痛，心灵就会死过去一次。神女的爱情也许过于浪漫，甚至轻浮，这位老猿的母爱却是绝对的崇高，以致不得不凝聚起你全部的人格力量来谛听她的哀号。

    遗憾的是，今日的三峡，再也听不到猿声了。母猿的故事虽然是植根于人类风尚的真正精华里，但它毕竟早已沉进了历史的风涛。今天，再提肝肠寸断的事，会使新生代的游客们感到腻味。神女与母猿、都是巫峡的典故。入峡思猿者，遵循的是道德的原则；入峡而亲神女者，是遵循快乐的原则。活得快乐一些，更快乐一些，是新生代的口号。我无权批评这种生活的态度不对，但我因此却想，一个人，一个民族前进的内驱力会不会因此耗散？旧的道德的源流枯竭了，感情与信仰的危机，就像峡中的云雾，给每个人投下阴影。但再细而一想，我的忧虑是多余的。迅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已把现代人折磨得疲惫不堪，躲避物欲的压迫，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各行其是，于是有序变成无序，人类精神由此进入空前的蜕变。就像造山运动时的长江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流向。流动是水的天性，又何尝不是人类精神的天性呢：一旦淤塞发生，大可不必惊恐。长江不是花了七千万年的时间切出了三峡么？

    旅游船缓缓地行驶。两岸巫山，一个转身一个画屏。岸上有山姑行走，船上有人向她招手，大呼“神女！”江崖上藤树掩映，我望着它们，想象那只母猿是从哪里跳上江船的。

    西  陵  峡

    船过巴东，江面宽阔起来，这便是夹在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的香溪宽谷，有四十七公里长。是三峡地区最主要的农耕地带。屈原故里秭归县就在这宽谷中。屈原的诗，瑰丽多变，这是得力于三峡奇异风光对他的熏陶。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与屈原是同乡。一个伟大诗人，一个绝色美人，阴阳双璧，同出一地，这该是秭归的骄傲。

    秭归我去过几次，看过屈原的出生地香炉坪和昭君故里香溪。深感到当地的老农民，虽一字不识，却多诗意；一偈不参，却多禅意，也许正是这一股民风的滋养，才应了那句“人杰地灵”的老话，然而在香溪宽谷中，还有两样值得一提，一是桃花鱼，一是橘树。

    记得那一次游香溪，我曾看到过桃花鱼，鱼有白色、棕色、粉红色，一群群浮在水面。它们收缩时像一只只彩色的小蘑菇，张开时像风中荡漾的降落伞，很是好看。桃花鱼属海蜇类腔肠动物，学名桃花水母。长成后也只有小婴儿的手掌那么大。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只有英国的索氏、日本伊氏、四川大渡河、灌县和秭归五类。前四类仅存标本。真正能够让游人一饱眼福的，只剩下秭归的这一类了。这美丽的小精灵，只能生存在岩隙的细流中或沙滩的浅水里。桃花鱼喜欢吃蝌蚪、水藻和浮萍。它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片浮萍呢？只是，它不大愿意与龙鲤为伍，去大江大海中推波助澜，而是愿意去荷塘月色的意境中，扮演一个宁静的自得其乐的角色。比起巫峡的猿声来，这西陵峡中的桃花鱼，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情趣。城市住得久了的我，闲暇时，常想到自己暮年的归宿。在绿树葱茏的小山根，筑三间茅舍，门前有一弯清溪流过。那清溪里，一到春天，就到处游动着桃花鱼。只是，有一点得和桃花鱼打打商量，就是请它改掉吃蝌蚪的习惯。墨黑墨黑的小蝌蚪，原也是我喜爱的。吃尽了它们，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早晨，我便没有醒瞌睡的蛙鼓可听了。

    当然，船上的观光客们，是没有办法欣赏到桃花鱼的了。在甲板上闲呷几滴高梁的我，却看到两岸满坡满坡的橘树。正值盛夏，橘树从叶到果一色的绿，逼到眼前，仿佛一伸手就能一把一把抓来，那份清丽，似乎只有明清的小品才可媲美。三峡的橘子，曾经是皇朝的贡品。三峡的橘树，从远古绿到现在，很有点宠辱不惊的味道。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王昭君比作桃花鱼，那么，屈原就是这个深固难徙的橘树了。王羲之于山**上的千岩万壑中，独取兰亭一席地，屈原于三峡的众多花木中，独赞橘树，可见其爱至深。睹树思人，出巫峡而松懈下来的情绪，重又峻肃起来。此时，蓝色的天空又渐见逼窄，两岸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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