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越打花样越多，庶民侥幸还能保命，自己失败了可要真玩命的！最后陈辞阶段靠卖弄口才活下来的人并非普遍情况。因此鲁宣公选择与三桓妥协，起码有钱的情况下还能保有国都在内能直接控制的少数城邑建立起像样的武装，不被三桓瓜分走实际指挥军权后在其出面斡旋不了国家博弈时把自己交出去顶包认罪。事情嘛，总可以慢慢来，没准手上有钱了事情发展会不一样呢~

    可季文子实在太鸡贼了，早已算准一切：独立于井田制的非公田所有制体系的广大私田经济早已多管齐下、发展得欣欣向荣，自己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在法理上承认这一切，从而令鲁国大小贵族均能在‘私营’浪潮中以付出明面上多多缴纳的赋税为代价，实际却能疯狂从民众手中圈占田地，致使更多的普通国人身份的百姓也不得不在经济窘迫时沦为私人奴婢。这样做，当然能摇身一变‘豪民大户’的士大夫们愿意支持季文子实际执鲁国权柄啦。宣公事后发现情况不妙，自己说的话，连原来支持自己的士大夫们都不大愿意听从了，这次‘国有之改制’，大有全面败落之势：在缺乏下层民众与自己直接对接渠道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人’家庭破产，连兵源渠道都进一步缩减，何况国都还因卿大夫们的存在而渗透空洞、极易引发内乱导致自己下台呢？再多的钱花不出去，最终除了斗鸡犬赛车马外，只剩下修造宫室和招揽美女供养其间能消耗得了——可这样全是贪图个人欲望享受的败亡之君所为啊！自己若真敢这样干，季文子身为公室后裔，虽然血脉疏远，但跨过自己子嗣问鼎鲁国君位的潜在可能依旧相当充足。

    因此在三年努力不见成效后，宣公坐不住了，直接出手找外援：要为自己这中年人从晋国娶公主，远可图谋‘去三桓、张公室’的宏图，近又能保证未来的晋国母系的太子继位出现偏差时，晋国有遣劲旅问罪作梗大夫的名义，保证自己这一脉香火传续、中央安定。因此派去作为问聘迎亲使者的公孙归父还没回国，知晓内情的季文子就让宣公‘意外了’，一点都不体面。当然惊出冷汗的他也没敢再觊觎君位，而是假惺惺地在朝议中对着所以大臣的面追根溯源、直接否定宣公当年即位的合法性，并质疑这些年来采取的对外政策的合理程度。朝臣见季文子暗中谋杀君主后又大言不惭地为他自己‘立牌坊’，都感觉这货越玩越大，不再支持季文子令自家门庭广大富有的‘既有功绩’，质疑起对方来——好处嘛，正经捞到手里后，新一轮议政算下回合，谁还记得你当初的‘恩情’？季文子也傻眼子，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拉上三桓其余的两家一起顶级贵卿联合坐庄，上欺君主、下压大夫，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家族不在未来受到清算。这件事也便是三桓彻底走向全面崛起的奠基石事件：三桓家主彼此不猜疑，又无人惦记篡位，自然能把权力长久地攥在他们手中。

    可这一番行动下来，鲁国究竟谁获得了利益呢？时间线稍微放长远点看就知道，国有之井田制改制私营后，除了三桓的这一层顶级大贵族，鲁国再没有任何人是赢家：那些二三流大夫到不入流的士们，他们在私有田产彼此收购兼并的浪潮中，难道能竞争过三桓的族人吗？当然不能啦，所以在鲁国，除了三桓以外的势力全都走上衰弱与贫困的道路，而鲁国的国防又由三桓操办，在民间搜刮来的金玉珠宝送给晋、楚上国供奉之外基本收入三桓家中。这就导致民众素质越来越堪忧，三桓也像土财主一样，甚至出现人殉‘复辟’的古典陋习重兴——奴隶嘛，不算正式的国人身份，数量又多，想怎么牺牲就怎么匹配丧葬规格来，何况这事还算是比拼实力的重大面子工程呢！

    鲁国沦为三桓的自留地了，后来自然有万古如长夜的圣贤仲尼救渡，搞得季孙氏不得不独立为费国保全家族地位。可这事看在子产眼里，他身为郑卿，可以不管鲁国的事。但若放任郑国民间事实上多种所有制并行、税赋劳役等百姓纳贡形式也以同样途径被七穆之中的‘有心人’在执政时以效仿良法、革除弊病的空洞口号进行实其实际内容的革新政令，事情可就来不及了——田制一旦更张，遍地的中下层大夫会凭借本身权力维护新增的既得利益，这样就不能保证能进行二度修正之主义革新了，那种式样的郑国，怕是真的要凉！

    从地缘政务的角度看，郑国北邻晋、南接楚、西拜周室，这三处已经够呛了，可不是鲁国那种背靠相对置身晋-楚争霸于世外的齐国强邻能一较安定环境的：鲁国可以卑身侍奉齐国作其看门狗，讨好下晋、楚保证外部安定，连深化革新的内部动力都维持在低水平，郑国可没这种福气！

    所以子产选择了另一种较为直接了当的做法：整顿从公室到士的各级贵族历来享有的私邑封地，使其规范在应得利益范围内，保障国人民众赖以维生的基本农耕自养利益；进一步规范有身份的国人与无公民身份的野人在制度领域上的完善统一用兵抽丁需求设立的第二重什伍编户体系，复合在原有乡邑下从属地籍隶属的人员户籍上；针对井田制产权肃正之外的确约束不到的私田，既然无法收回，便严格按照拥有土地亩量面积课以重税。三管齐下，除了少数重建起对井田制信心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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