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为什么尉缭子在秦王政后期鲜有出现的原因：于攻韩、赵、魏、燕的策略上，他对嬴政的谏言基本准确，因为外交在对战中的比重一直存在，其个人对兼并战争的主张是依附于外交领域纵横而存在的。可到攻楚时，燕国已经被打趴下在边缘地区顽抗，剩下的国度中只有齐国依旧中立、卫君受其与吕不韦、商鞅等前辈的恩惠能够以傀儡形式在野王地奉行社稷。当战争对象瞄准一个国内封君林立、国土曾经占据几乎整个南国、至今算得上秦之外的超级大国时，外交的力量已经不再重要：尉缭不可能在开战后深入战区与楚国贵族充分交换打破相持平静后的意见，更不可能在六国故地同各类闲散而四处游荡的潜在反抗力量讲道理——新生代的后辈们猎食凶猛而不按常理出牌，或热血激进、或一味保全自身实力四处游击，嬴政也缺乏赐予对方讲和机会的包容心性，自然，尉缭子会随着纵横家在战国时代末期的落幕而谢场。

    此后的彼此串联，出现在失去民力供养后的故公卿大夫辈直接对接上：他们或被迁徙到关中居住；或因犯罪而被发配到同一处劳动工场劳作；又或在游击反秦的统一国境中彼此相遇问好；最差的情况，在同处监牢里共处人生最后时光，各自吹嘘生平为乐——不是所有人都有项梁受曹咎与司马欣存命的奇遇。